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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局而迁就他,以最快的速度给他送去了粮草。可是,当杨沂中的军队抵达指定位置时,刘光世却早就从前线撤了下来,而且还准备向南渡过长江。所谓三军联合作战,自然也完全成了空谈。岳飞同样也被当时的主流舆论认为不愿意与朝廷合作。《会编》记载,绍兴六、七年间,张浚曾打算征讨伪齐,因此与四大将——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岳飞,在龟山举行最高军事会议。家军大将们的态度各不相同。刘光世主张防守,韩世忠则极力建议进兵。资格最老的张俊,态度模棱两可,对张浚说:“都督你说要打,咱就打;你说要守,那咱就守。”张浚最后求助于家军当中兵力最强盛的岳飞。结果,“惟岳飞独以为不可用兵,浚再三问之,飞坚执不可之说。”岳飞此前一直旗帜鲜明地主张北伐,他在会议上的这种态度,着实让张浚相当意外。所以,张浚对岳飞的看法大变,认为他是在“养寇自重”。岳飞是不是真的养寇自重,可以弃而不论,但至少他的这一态度,已经引发了南宋朝廷对他极大的猜忌。这次会议的最终结果,是除了韩世忠之外,没有一支家军,愿意与南宋中央政府的代表张浚合作。而韩世忠之所以愿意合作,恐怕也和张浚一直以来都希望把他的韩家军打造成北伐的绝对主力有关。9龟山的最高军事会议,可以看作南宋政府对家军集团态度的分水岭。绍兴七年二月,南宋朝廷在考虑良久之后,终于决定对家军采取措施。宋高宗和宰相张浚达成一致意见,决定罢免刘光世的兵权,解体刘家军。在“中兴四大将”中,刘光世是真正的战争厌恶者。这位将门之子的全部精力,早已转移到了房宇田产和珍宝古玩上面。高宗赏赐给他一件古玩,他甚至可以从早晨开始,把玩到四更天。出现战事,他也从不亲临前线,从来只派遣偏将前往。所以,解除刘光世的兵权,很轻易就获得了朝廷上下的一致同意。问题是:谁来接管刘光世这支军队。宋高宗和张浚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一个月前,金国刚刚派来使者,向南宋通报了宋徽宗的死讯。父亲的去世,极大地刺激了宋高宗。恰好此时,他又一次召见了岳飞。岳飞希望高宗能够给自己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军队,去直捣黄龙府。沉浸在丧父之痛中的高宗,立即将岳飞升职为太尉、宣抚使兼营田大使。从此,岳飞的官爵正式与韩、张、刘三大将平行。三月份,宋高宗移驾建康府。韩世忠此时正率自己的贴身亲兵在建康护驾,但高宗却撇开他,在自己的卧室再次召见了岳飞,而且是单独召见。在这次卧室交心中,高宗给了岳飞一个天大的许诺:“中兴之事,朕一以委卿,除张俊、韩世忠不受节制外,其余并受卿节制。”(《金佗续编》)“节制”的意思是暂时指挥或者间接指挥。也就是说,高宗不但把刘光世的5万多部队交给了岳飞,而且还把川陕的6万多吴家军,以及其他一些小军团,总计约达17万之多的军队,一并交给了岳飞来指挥。再加上10多万岳家军,归入岳飞指挥的部队,总计达到了近30万。而不受岳飞指挥的韩家军和张家军加起来,也不过10万左右。为了使岳飞能够顺利接收刘家军,高宗还给刘光世的部将们写下了亲笔手诏,让岳飞带给他们。手诏中说:“朕惟兵家之事,势合则雄……今委岳飞尽护卿等……听飞号令,如朕亲行,倘违斯言,邦有常宪!”(《金佗续编.高宗手诏》)将全国四分之三的军队交付给岳飞一个人指挥,有宋数百年,还从没有过这样的先例。岳飞被巨大的幸福感重重地击中,欣喜若狂。回去整理了一下思路,两天之后就给宋高宗拿出了一套完整的北伐计划。随后,高宗又发给岳飞三个省札和都督府札。其中的都督府札中开列的,是刘光世的部队人马清单。此时罢免刘光世的命令还没有对外宣布,高宗嘱咐岳飞将札子“密切收掌”,小心不要泄露国家机密。高宗太冲动了。他忽略了两件致命的事情。其一,北宋朝廷内部虽然有主战派和主和派之分,但在防止武将坐大这个问题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其二,宰相张浚还兼着都督,他这个都督,名义上具有节制所有家军的权力,但此前他却一直都差遣不动这些家军领袖们。所以,他一直很希望能够拥有一支能够直接指挥的军队,而不再做空头都督。张浚一心想将刘光世的部队变成自己的直属部队,可皇帝却决定把它交给岳飞,这自然让他很不高兴。更严重的是,高宗还将全国四分之三的部队都划拨给岳飞指挥,这就等同于连他那个空头都督,也同时被取消了。说服高宗改变主意是很容易的事情。只要摆出太祖皇帝定下的祖制,再让他仔细想清楚把四分之三的部队交给岳飞的潜在风险有多大,再让他看看反对者的浩大声势,高宗必将“幡然悔悟”。“幡然悔悟”的高宗陷入了困境。此前他已经把对岳飞的信任和器重推倒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巅峰,如今却又要亲手把岳飞从幸福的巅峰推下来。无疑,这是对彼此君臣关系的巨大考验。高宗没办法直接告诉岳飞说自己反悔了。他接连给岳飞去了三道诏书,第一道诏书继续欺骗岳飞说“前议已定”;第二道诏书大大地赞扬了一番岳飞的忠勇,然后提醒他自己有些重要的消息让张浚代传,并且要岳飞在听到这些消息之后,一定要做到“委曲协济”,千万不要闹脾气;第三道诏书,高宗估计张浚已经把事情和岳飞说了,所以也没有别的什么内容,只是让岳飞把以前那些相关手诏等东西缴还回来。高宗希望张浚能够好好安抚一下岳飞。但结果张浚却把事情搞砸了。他把岳飞召到都督府,装作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让岳飞接收刘家军的事情,意味深长地问岳飞:“王德是淮西(刘家军)的宿将,淮西军一向信服他。我想让他做淮西军的都统制,再让吕祉以都督府参谋的身分接管淮西军,你觉得怎么样?”张浚这番话,有两层意思。一是告诉岳飞,让你接管刘家军的命令取消了;二是告诉岳飞,张浚要自己把刘家军接收过来,他已经内定了自己的参谋吕祉,去替自己掌管这支军队。接下来岳飞如何表态,其实已经关系到了他最终的命运。1 2 3 4上一页下一页
[导读]南宋王朝完成成人礼的两个必要条件,军队和财政,都必须在解体家军之后才能达成。岳飞的命运则在这种历史的必然趋势里随波逐流。10这时候,岳飞性格中的不宽恕、少容忍,以及轻脱、浮躁,统统都在盛怒中随着热血冲上了脑门。如果他能够保持一种成熟的冷静,他就应该知道,高宗的三道诏书,还有今天张浚找他谈话,都已经清楚地意味着,那次卧室里的许诺已经不算数了。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这个时候,他最应该做的,是立刻对张浚的提议表示赞同。因为整个朝廷都在看着他,高宗更在仔细地看着他,他们都希望听到岳飞能够对张浚说:“是啊,我完全同意。”那样,包括高宗在内的整个朝廷,都会大大地松下一口气。岳飞的命运,也能够大大地松下一口气。可惜他没有说那句大家都希望听到的话。他告诉张浚,他不同意让吕祉和王德去接收刘家军。因为王德和其他刘家军将领素来不和,别人不会服从他;而吕祉是个只会纸上谈兵的军事理论家,却不会带兵。他们去接收,一定会出乱子,所以,“必择诸大将之可任者付之,然后可定”。接下来的谈话越来越僵。张浚问:“那么张宣抚(张俊)如何?”岳飞说:“张宣抚是老将,也是我的老领导。但为人暴而寡谋,不能让刘家军的将领们信服,恐怕不行。”张浚再问:“杨沂中应该可以吧?”岳飞说:“杨沂中与王德是一个档次的,怎么统帅得了一支大军!”因为上一次的军事会议,张浚对岳飞本来就没多少好感。话谈到这里,他的火气也上来了,怒道:“我就知道,除了太尉你,其他人都不行!”岳飞也不示弱,愤然回击道:“都督既然询问我,我就不敢不说实话、尽愚忠。我岂是为了得到淮西的军队!”事情正朝着宋高宗最担心的方向发展。在岳飞的一生里,很容易看到许多彼此呼应的事情。譬如他诛杀舅父时的那句“今日不杀舅,他日必为舅杀”,和日后临安监狱里狱卒路人甲的那句“少保若不死,出狱,则复疑于君,安得不反!”许多年以前,无名小辈岳飞,因为不赞同大名鼎鼎的八字军领袖王彦的战术方针,而置军法于不顾,冒着被处斩的风险,怒而脱离部队。以至于王彦终生不愿再和他共事。许多年以后,声威赫赫的岳太尉,再次将类似的冲动复制了一遍。从张浚的都督府出来,他立即就给高宗写了一封辞职信,没等高宗批准,就冒着“擅离职守者斩”的风险,连驻地都没回,就跑到江州庐山的东林寺,为老母“持余服”,扫墓守孝去了。冲突继续升级。张浚得知岳飞根本没回驻地,怒不可遏,接二连三地上奏宋高宗,说“岳飞积虑,专在并兵,奏牍求去,意在要君”,简直是赤裸裸的在要挟朝廷,建议朝廷干脆将岳飞的兵权也一起收掉。高宗也很懊恼,屡次对着大臣严厉指责岳飞骄横跋扈。尽管高宗最终仍然不得不派人去敦促岳飞复出,但他心里那扇一度对岳飞敞开到了极限的大门,却从此悄无声息地完全关上了。当岳飞终于被劝下庐山,前往建康府请罪时,高宗说了一番似软实硬的话:“卿家前些日子的奏章很轻率,但朕并不恼怒。若是恼怒了,怎么会没有谴责卿家呢?太祖皇帝说过,谁犯了我的法度,我用来招呼他的,就惟有刀剑。如今让卿家继续执掌军队,寄托恢复的重任,可见朕确实没有怪罪卿家的意思。”事情如果到此为止,君臣彼此都把这层隔膜深深地埋在心里,彼此都不再折腾,也许,最后的结局还不会那么坏。可是,岳飞性格中的缺乏宽恕,像一条毒蛇般纠缠着他的命运。回到鄂州后,他马上又给高宗上了一道折子,依然不依不饶地在折子里说什么“陛下比者寝閤之命,圣断已坚;咸谓恢复之功,指日可冀。何至今日,尚未决策北向……”所谓的“寝閤之命”,就是他们君臣当日在卧室里的那番赏识与承诺。岳飞不断地提醒着高宗曾有过的那个“寝閤之命”,其实就等同于在不断地提醒高宗,他从未释怀这件事情,也就等同于不断地将自己脖子上命运的吊索越拉越紧。11刘家军的命运,果然和岳飞所预料的丝毫不差。王德镇不住其他的将领,吕祉也确实只会纸上谈兵。最终的结局是:刘家军大将郦琼发动兵变,杀死吕祉,率军四万余人北投。王德只能守着本部的几千人,眼睁睁地看着郦琼扬长而去。刘家军从此不复存在,淮上前线的防御也顿时全线崩溃。张浚成了导致这场叛乱的罪人。继张浚出任宰相的赵鼎,从郦琼的叛变中,再次体味到了一支值得信任的军队,对这个国家的重要性。高宗也将自己的住处从靠近前线的建康,悄悄地转移到了后方的杭州。刚撤掉刘光世,这支5万多人的大军立刻就全部叛逃他国,皇帝对家军的忠诚度,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皇帝和宰相们再度达成共识:整顿出一支完全隶属于皇帝的强大中央军,仍然是目前最亟需完成的政治作业。有鉴于直接摘掉家军领袖的教训,赵鼎采取了更为隐蔽的手段:奖掖家军当中的偏将们,以方便他们从家军中独立出来,进而使整个家军解体。这有点类似于汉武帝当年所推行的“推恩令”:让每个大诸侯国里产生无数个小诸侯国,从而瓦解掉大诸侯国。大将们中间,老练的张俊看透了朝廷的图谋,并及时采取了应对措施,使朝廷“终不能得其柄”。但岳飞却没能看清这场政治的浓雾。绍兴八年,他还在向高宗请求增兵。结果自然是被拒绝。高宗的意思是,现有的部队,已经尾大不掉,整合不了他们,也拆分不了他们。所以,与其让他们继续增加兵力,还不如另外设立新部队。而这些新部队,自然都要直接服从皇帝的指挥。高宗已经对依靠家军们取得战事的胜利失去了信心。他曾这样对心腹谋臣王庶说:“今之诸将不能恢复疆宇,他日须朕亲往!”高宗的目标很明确,一定要建立一支完全属于自己的中央军,来取代这些家军。12与整顿家军的工作同时进行的,是与金人的和谈。许多个世纪过去了,主流史学家不断强调达成和谈正是南宋政府整顿家军的目的所在。据此进而推论,岳飞的命运也是这场和谈的结果——为了成功向金人妥协,他们杀害了坚决抗金的将领岳飞。这是典型的以道德强奸真相。绍兴八年,具体负责整顿家军的枢密副使王庶,已经把这个问题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敌之强弱,吾无与也,顾在我者何如耳。”也就是说,和谈不是整顿军队的目的,相反,整顿军队,才是和谈的目的。高宗也说过,他对家军诸将早已完全丧失了信心,若要恢复疆宇,“他日须朕亲往”。王船山日后在《宋论》里评价这段历史,也说得很明白:收兵权是目的,和议只是手段。顾及到可能对家军大将们所产生的刺激,朝廷并不能把这一真实意图对外宣布。和谈是整顿家军的前提,只有来自外界的军事压力大幅度削弱,南宋政府才能腾出手来整顿家军。这一秘密的目的只流传在有限的几个最高决策核心中间,包括了高宗、赵鼎、秦桧,以及王庶。对外,朝廷则是另一套说辞。绍兴八年和绍兴十一年的两次和议,高宗始终都在不断强调自己的“孝道”,他当着整个国家痛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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